●黎虎在《历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撰文《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文章认为，（一）唐代市舶使产生于开元初年；市舶使主要是派至海外贸易中心广州；市舶使在前期为临时派遣，后期转变为相对常驻的官员，并有了机构———市舶使院；市舶使偶由朝官担任，开元十年之后多由宦官担任，开元之后则由派驻广州的监军兼领，其权利亦有所增强。（二）唐代的市舶管理由广州地方长官全面负责，但朝廷为了需要也时派市舶使前来负责市舶事宜。有市舶使时两者共同管理，无市舶使时由地方长官单独管理。（三）岭南节度使虽然掌管市舶的全权，但并不兼任市舶使，而是兼任押蕃舶使，并以此身份全面负责外交与外贸的管理。（马摘）
●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张利民在《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一文中，探讨了近代华北城市人口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等问题。作者认为，近代以来，华北区域城市人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二十世纪以前的起步、二十世纪初至一九三七年的迅速增长和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畸型发展三个阶段。在城市人口的发展演变中，表现出人口规模失序、人口分布失衡、人口结构失调、人口职业畸型发展、城市居民不稳定等不平衡性。（高山摘）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历史根源。高海燕在《中州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地方主义·军事主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一文中认为，过去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分析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原因忽略了近代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膨胀导致的分散化状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他指出，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崛起的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相结合的地方势力在清政府中央集权解体的过程中及解体之后，迅速成为左右中国政局发展的决定因素，显示出分裂主义的政治内涵，最终聚合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军阀割据。
（高山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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